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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境游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

　　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出境游整体订单同比增长640%，跨境机票订单增长4倍以上。东南亚及欧洲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以各种方式热情欢迎中国游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游客走出国门，有利于重振全球旅游市场，带动相关就业。出境游快速升温，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活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为旅游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

　　1月22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国际机场，印尼旅游部和巴厘岛省政府为春节期间第一批抵达的中国游客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当地传统舞蹈和中国舞狮表演。巴厘岛省长科斯特表示，中国游客的回归将有助于巴厘岛旅游业恢复正常。

　　这个春节假期，中国游客再次徜徉在风光旖旎的泰国普吉岛上。统计数据显示，近半个月中国赴泰国旅游落地签证申请人数比去年增加了3倍，购买泰国旅游产品的人数同比增长了10倍。泰国卫生部、旅游与体育部等多部门表示，中国游客正逐渐回归。“我们通过泰国外交部、航空公司及游客来源国的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机构，对赴泰游客进行相关疫情防控措施建议及宣传。目前来看，国际旅客并未带来疫情风险，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入境限制。”泰国卫生部疾控厅厅长他叻说。

　　在人员穿梭的埃及开罗国际机场，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埃及对中国游客入境没有特殊限制。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塔里克·苏努提表示，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抗疫成绩。“当前，中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优化防疫政策，为公民出境旅游创造了便利条件。事实证明，中国游客没有给我们带来疫情风险，而是为旅游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

　　疫情发生前，中国是澳大利亚入境游客人次、消费总额排名第一的客源国。“中国游客重返澳大利亚是重大利好消息，将极大提振澳旅游业复苏。”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哈里森发出诚挚邀请，欢迎更多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旅游，感受澳洲风情。

　　在法国西南部城市蒙托邦，中国彩灯节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福柯公园里，“领略华夏风光”“漫步感知蒙托邦历史”等主题的大型灯组恢弘壮观。“我们很高兴迎来中国游客，彩灯节能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春节的氛围。”蒙托邦旅游局工作人员卡特琳娜告诉记者，相信随着中国来法旅游人数逐渐增多，法国旅游业将更快复苏，“我们期待中国游客多来法国西南部城市旅游，感受不同于巴黎的文化和美食”。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红彤彤的灯笼，憨态可掬的兔子挂饰……春节期间，泰国曼谷很多商场装饰都体现了中国新年元素，还举办了以春节为主题的集市、展卖活动，吸引中国游客。曼谷的唐人街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春节旅游热潮给泰国经济带来了新活力。

　　“中国游客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客源。目前，中国旅行团的预订已经到了3月份。”普吉岛一家度假村的经理翁猜兴奋地说。泰国小伙儿吉姆从事旅游服务多年，很多和他一样的旅游从业者都期盼更多中国游客到来。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对记者表示，2023年是泰国旅游年，游客人数预期达2500万人次，中国是重要客源国。“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游有序恢复，中国游客回归将助力泰国旅游业加快复苏，促进泰国经济增长。”育塔萨说。

　　巴厘岛华人旅游协会会长、星光旅行社总经理林美兰向记者表示：“不仅巴厘岛，全世界的旅游业都离不开中国游客。现在，来这里的中国游客逐渐增多，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希望随着包机和直航的恢复，更多中国游客选择来巴厘岛观光。”

　　不久前，中越边境河口口岸恢复客运通关后，一个由约30名中国游客组成的旅游团通过该口岸进入越南老街省。老街省政府对中国游客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通过旅游业的恢复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北领地分会主席戴若·顾比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旅游业最大的消费群体。2019年约有150万中国游客到澳旅游并消费124亿澳元(约合580亿元人民币)，占澳全年旅游收入的约28%，“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不断攀升，将带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埃及一直盼望中国游客早日到来。”埃及天堂鸟旅行社总经理叶海亚说，疫情发生以来，埃及旅游业遭受重创，旅行社不得不裁员以应对危机。“现在中国游客来了，旅行社的中文导游可以重新上岗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将大幅回升！”

　　“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2月6日起，中国将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中国将菲律宾列为首批恢复出境团队游目的地之一，我们深表感谢。这将极大助力菲律宾产业转型和旅游业恢复进程。”菲律宾旅游部部长弗拉斯科表示，菲方将以开放姿态欢迎中国朋友。

　　印尼政府设下了今年接待约25万名中国游客的目标，并希望有所超越。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部长桑迪亚加·乌诺说：“我相信，中国游客的到来将加快本地旅游业复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印尼狮航公司日前宣布将增加来自中国的包机和定期航班。

　　瑞士也是中国恢复出境团队旅游的20个试点国家之一。“这一消息令人振奋。”瑞士国家旅游局局长尼德格尔表示，瑞士国家旅游局以及瑞士旅游业界十分期待中国游客回到瑞士，将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准备，促进瑞中两国人文交流。

　　“我们近期加大力度培训导游等服务人员，未来希望通过深度游、定制游等方式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具文化体验感的游览活动。”法国文华旅行社董事长李晓彤告诉记者，“中国重启出境游，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研究院院长卡迈勒告诉记者，恢复出境游彰显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中国是包括埃及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要客源国，中国游客的到来将帮助提升旅游目的地国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向好态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北京、曼谷、雅加达、开罗、堪培拉、巴黎、河内2月3日电 记者时元皓、李琰、孙广勇、刘慧、张杰、黄培昭、陈效卫、刘玲玲、杨晔)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